人大代表程恩富建议实施严格的‘一胎化’被批(2)

　　“变罚为奖”

　　“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程恩富强调。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

　　计划生育是国策，当时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决策者都应该要好好学习，现在只是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和刚开始实施计划生意的人口比较，并没有减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代表提出要“放开二胎”？搞不懂，本小老百姓围观围观。

　　“先控后减”

　　延续30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为此出现了“大规模争论”。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放开二胎”的呼声，程恩富依然态度明朗。

　　他称，“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积极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态度坚决地表示。

　　他分析认为，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

　　“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

　　“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程恩富坦言。

　　面对眼下全国出现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担忧“一胎化”将会带来劳动力补给的“严重不足”，而不是“就业难”的问题。

　　对此，程恩富分析认为，“用工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非公有制企业工资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招不到工人；同时，中央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可以综合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种“用工荒”，缺的是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加强专业人才教育，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技术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归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这显然是个误判。”程恩富表示。 (责任编辑：yuj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