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之死－文强由于身高矮没有当成兵

　　五弟兄从小看电影，看到智取华山，就立志要当解放军。课余生活里，他们爱捡起菜籽杆当冲锋枪，在地里边跑边喊，“冲啊，冲啊！”

　　1968年，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几兄弟都没正儿八经读书。冬天征兵，大兄弟因为球打得好，个子高，率先当兵走了。

　　文强由于身高只有1米65，没有当成兵。五弟兄里除了他，都入了部队。

　　文强不爱运动，1972年底，初中毕业就去了曾家回龙大队当知青。大队离家3、4里地，说是插队，每天就像上下班一样。大队里都知道文家穷，栽秧割麦，文强都抢在头里，为的是给家里少些负担。赶鸭子下田的苦活他也干。

　　因为干活积极，文强当了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回龙大队在整个巴县都属于红旗队，白天下地，晚上理论，干部都是苦出来的。

　　回龙大队的人至今记得，文强年轻时不戴眼镜，比现在瘦得多，只是脸相没变，浮肿一如既往。

　　社友“幺姆姆”，文强插队时投亲靠友的亲戚家，现在还住回迁房，墙没有粉刷，家徒四壁。她右眼迷离，说起文强总觉得“恁好个人”，“犯错误最多也是五六年前的事”。“上了官家那个船，说不得了”，她又说。

　　回龙大队当时有1000多人，九个队，文强当时表现好，100多个知青，就他和另一个入了党。

　　文强当了团支书，时不时地在大队开会，当时团支书是积极分子，不愁找对象。不久，队里就传说他和一个女的谈对象。女的叫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电机厂是个三线企业，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

　　当时，文强九队，周晓亚六队。起初，大家都觉得文强找了周晓亚，是农村困难户攀上了工人家庭。不久，情况出现了变动。

　　1977年，社会上恢复高考，文强作为大队里的优秀青年，被推荐考泸州公安学校，没想到竟然考上了。

　　曾家镇出了个中专生，这在当时是值得炫耀的。况且，从公安校出来，就是吃公务员饭的，文强和周晓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动。当时还在谈恋爱，周晓亚生怕文强走出去就不回来了，追到文强家里去说，文妈妈出来保证，文强将来不变心。

　　1980年3月，文强毕业分配到巴县公安局。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本来文强是要留校的，周晓亚怕文强自此两地，坚决不干，要求文强回巴县结婚。

　　不久，文强与周晓亚领了证，当时还困难，两人结婚没有办酒。第二年，两口子有了孩子，小名“洪洪”。那一年重庆发大水，半个月才退，因此得名。

　　因为年轻，又有警校专业背景，文强很快在基层公安局找到了机会。1983年，全国“严打”开始，文强已经是巴县公安局的“严打”骨干。这期间，文强遇到了 “贵人”张文彬。张文彬当时是巴县县委书记。因为严打，文强经常向张文彬汇报工作，张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力过硬，作风雷厉，表现十分突出”。

　　当时巴县有100多万人口，属于三峡坝区，那几年三峡工程处于风口浪尖，筹建三峡省的传闻也甚嚣尘上，巴县搞机构改革，县委开始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不久，文强就一跃成为县委常委，分管政法。

　　1985年，还不到30岁的文强升任县委副书记。

　　当了县委副书记，文强喊出口号，“干一件事一定干好，家可以不顾”。当年，巴县乡镇企业产值达42714万元，居重庆市第一位，四川省第二位。那时候，在巴县人眼里，巴县是全重庆最好的，以至于直辖后很多年后，老巴县人总跟外人介绍，“巴县是全国最大的县城。”

　　这一年底，中共巴县县委宣传部组织“老山”前线战斗功臣作战绩报告，听众达2.9万余人。

　　作报告的人里，就有文强最小的弟弟文圆，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结识了4个好战友，在打猫耳洞的时候，死了3个。

　　文家七姊妹，五个当兵，一个当了县委副书记，这在当地是惹人羡慕的一大家。曾家镇人人都夸，文强妈生得好，家教好。

　　如今，提起文家，曾家镇的村民还都喊得上名字，但言语间却从早先的艳羡，多少有了些唏嘘。

　　老三文强，成了天下闻名的贪官。

　　老四文健，在部队复原，到了沙坪坝公安局经侦队政委，后来因为文强的牵连，现在被下放去当了校警。

　　老六文斌，当兵回来找了谢才萍，自此为一家人引来祸患。

　　老幺文圆，复原回来后就精神恍惚了，动不动跟人打架。后来，检查出了精神病，后半辈子待在医院。

　　老五妹妹，在虎溪电机厂，属于第一批下岗的工人。

　　大姐文万琴，在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已经退休。

　　大哥文伦，一直在部队。

　　进城

　　在巴县当县委副书记的那几年，文强在家里的时间少得可怜。当时，正值县城搞小城镇建设，文强负责现场蹲点。

　　那几年，巴县在重庆的地位也愈发突出，已经成为全国100个产粮、产肉、财政收入大县之一，其中产肉名列全国之首。

　　这期间的1991年，周晓亚和文强闹过离婚。原因是文强忙着顾不上家，周晓亚对文强父母照顾不周。为此，一家人闹得鸡飞狗跳，兄弟姐妹轮着劝。

　　周晓亚这个人在亲戚间口碑不佳。在外人眼里，周是个只进不出的女人，过年亲戚登门拜年，拿的东西少，周都会给脸色看。儿子评价，母亲就是个守财奴。

　　1992年，文强从巴县县委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当副局长。当时，张文彬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办公地点从巴县搬到重庆市解放碑。其时据英国《经济学家》载，“恶魔般的烟囱”正使得重庆成为中国，也许是世界最肮脏的城市。7尺7丈高的人民解放碑，是这座城的制高点。它曾是巴渝人的“精神堡垒”，但现在更是一个飞黄腾达的标记。九县十二区的重庆人都管去解放碑叫：进城。

　　文强进城了。

　　从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县城，到了一个人口近千万的大城市，这对于他也许是忐忑的。1992年，儿子正上四年级，他们从巴县搬到了重庆市大井巷公安局宿舍。文强反复提醒儿子，在城里接触的人更多了，要谨慎。

　　这一年，周晓亚也被调到了重庆市天燃气办公室。

　　1997年重庆直辖。一个市管着半个省的底盘，政府面临着“小马拉大车”的格局。那时，市委书记张德邻试图从外地抽调3000名干部入渝，但最终没有完成目标，任期便结束。重庆下属40余个区县的3000多名干部获得了升迁。

　　文强因此由一名西南城市的局级干部，跃为直辖市的厅级干部，主管着重庆主城区和下辖40多个区县的公安。

　　初任副局长的日子里，文强亲临案发现场，深入一线指挥，指挥侦破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多次被公安部记一等功。

　　文强面临着来到重庆市公安局的第一次重要晋升。当时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人选空缺，而文强能力强、资历深，还在西南师范大学在职研修过两年，在重庆公安系统内拥有最高学历，是这个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但最终，文强没有获得提拔。有人说是他性格张扬，有人说是他野心太大。

　　那两年传得最为沸沸扬扬的是，文强和王平的关系。

　　1994年，文强认识王平。走得很近，王平结婚他也高调参加了。后来，王平涉黑，开始经营地下赌场，放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