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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鞋业竞争中的生存之道 - 鞋 品牌 -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同样“3.15”,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于造假制假的不法企业和商贩,这是他们每年必过的一道坎,或者天网恢恢,在劫难逃,或者“逢凶化吉”,有惊无险;而对于那些已趟过这片泥沼,衣帽光鲜地站立在河岸上的温州“鞋佬”们,回望那一幕幕“火光冲天”的瞬间,心中又会生出怎样的感触?

  1987年的第一把火

  1987年8月8日,这对热衷于“数字迷信”的中国商人来说,实在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然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温州制鞋行业,却在这一天遭遇了一场毁灭性打击。杭州市工商局联手多个部门,在杭州闹市武林门广场,将堆积如山的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一把火烧成灰烬。

  骤然间,温州皮鞋在国内市场一时风头无二,遗憾的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是品质低劣的坏名声。温州皮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温州的鞋子嘛,样子蛮好看,跳舞跳几场就坏了。”还有人说,“下雨天穿温州鞋走路,人在走,鞋底不走了”。对于这样的评价,当时的温州“鞋佬”有自己的解释,“20多元一双的鞋,一年穿坏四双才100元,和100元一双穿一年的差不多,你还多穿了三种式样呢。”

  温州人说,假的当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应作别论。奥康总裁王振滔就说:我对伪劣商品的定义是,低质低价,高质高价,都不算伪劣商品。比如说,宾馆的拖鞋不要求质量太好,能穿个几天就好,价格超低,也不叫伪劣商品。只有把低质的卖成高质的价钱,以次充好,才是伪劣商品。我进的鞋全部是真皮,价格又便宜,怎么就认定我卖的鞋是劣质品呢?

  时年22岁的王振滔,还是个年轻的皮鞋经销商,杭州这把大火,火势一直“蔓延”到了武汉,王振滔在当地商场价值20万的4000多双皮鞋随即被武汉工商部门查抄,然后以5元一双的价格就地拍卖,抢购的人群潮水般涌来,当地不得不出动众多人员维持秩序,规定每人限购一双。

  这件事一直让王振滔耿耿于怀,心中的郁闷直到2001年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中才得以宣泄,这时距事件发生已过去了14年,当年的皮鞋商,已经“出落”成了“中国鞋王”,在中国权威的媒体上,有了他直抒胸臆的机会和权利。

  武林门事件使刚刚出来闯世界的王振滔遭受重创,还直接导致了温州鞋业的“信誉崩盘”。所幸的是,武林门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温州制鞋业的根基。做皮鞋是温州人的传统手艺,“鞋佬”这个称呼,在温州不带贬抑。早在明朝成化年间,温州鞋被朝廷列为贡品。20世纪20年代,温州已经形成手工鞋革业的完整体系,出现了制革街、皮鞋街和皮件街。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活跃的私营经济。那时的温州制鞋业,多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业态散,规模小,但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企业主出牌是没有牌理可言的。时逢中国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相应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完善,这就给制假造假者们留下了一块生存的土壤。

  “焚鞋”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温州,换在另一个地方,这个行业很可能就此在当地销声匿迹。而温州有着出色的制鞋业基础,产业链完整,皮革、鞋帮、鞋跟、鞋扣等材料一应俱全,加上武林门事件后,制鞋原料价格骤跌,而且一般都可以批量赊货,这就为心有不甘但缺少资金的王振滔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创业机会。

  今天温州制鞋业的“大佬”们,与这个行业都有很深的渊源。不能说他们除了制鞋别无所长,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依照温州商人做熟不做生的特性,继续制鞋不失为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当时让温州鞋佬们深感困扰的是,继续制鞋,打什么牌子呢?温州品牌已经臭大街了,拿到全国各地,商店避之唯恐不及。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店铺还打出安民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但是没有自己的牌子,就只能为大企业做贴牌,永远隐身在别人背后,赚取产业链中少得可怜的那部分利润。王振滔看到,一直不打温州品牌,温州制鞋业不仅永远做不大,公司也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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