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获11亿元捐款 浙大校友上海遂真公司

浙大获11亿元捐款：2017年5月3日下午，一场捐赠仪式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校友活动中心举行，浙大获11亿元捐款，捐款方是浙大校友成立的上海遂真公司。

捐赠是公司行为，不是个人

在捐赠仪式上，捐赠方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签约，正式宣布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1亿元人民币。据悉，这是浙大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款，同时也打破了去年9月由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新翔创造的向母校捐款10.3亿的最高纪录，成为国内高校获赠的最大单笔捐款。

昨天，记者联系上了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团队。“正如很多校友都有回馈母校的意愿，遂真自成立之初即有整合各界资源助力校友发展，相应回馈母校的初心，而将校友发展中的部分增量捐赠出来，我们认为是最有效、可持续的方式。”

他们强调，这是公司行为，而不是单独的几个校友。

不过，“遂真”取自浙大校歌，遂真投资股东均为浙大校友。他们主要系上海校友会企业家联谊会(金鹰会)会员，公司发起的原则是普惠：每位股东最多不能超过4%的股权，避免股权过分集中。

遂真投资提供的资料显示：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eeking Capital）是由浙江大学校友于2015年发起成立的社会化平台公司，旨在汇集浙大校友、浙大、政府及社会资源，助力创新创业，实现价值共创。

这些捐赠，将设立“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遂真教育发展基金”，将持续10年共计捐赠11亿元。

11亿代表对母校的一心一意

为什么是11亿？又为什么分10年？遂真投资回应说，“基金规模120亿，每年的预期收益10%是很保守的。同时，10年磨一剑，11亿也代表校友们对母校的一心一意。”

遂真相关负责人表示，捐赠目的是通过平台的市场化运作，以有效、可持续的方式反哺母校。本次合作尝试以学校、校友为依托，以金融、产业为助力，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力求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协议，捐赠资金将用于成立“浙江大学遂真产业与金融研究中心”，支持浙江大学人才队伍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首期捐赠的1200万元用于设立“浙江大学淳真国际交流奖学金”，定向奖励学校优秀学生开展海外研修、国际交流、联合培养等项目。

“母校和校友唇齿相依，我们所做不过是绿叶对根的情意。”遂真投资的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新闻+】

近几年，高校在吸引社会捐赠集资办学方面有所改善，企业成为高校捐赠的主要力量。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称，2015年获得捐赠最主要的领域中，教育超过医疗、健康，跃居第一位。而教育领域捐赠额的猛增主要源于高校接收的捐赠。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得以呈上升之势的基础包括，现阶段民间财富的积累到达了一定程度；具有现代捐赠理念的一批互联网“新贵”崛起；以及“文革”过后1977、1978、1979级校友企业家的企业也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2010年之前，国内名校多数是在一笔笔捐赠主动找来时，才陆续“被动”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直到今天，财政拨款仍几乎是一所中国公立大学收入的全部，捐赠收入则可以忽略不计。国外高校把捐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高校只作为“必要补充”，长期关注高校捐赠问题的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说。无论主动被动，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走向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学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会。

中国正在支持一批大学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罗志敏认为，鼓励高校从社会汲取办学资源，已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多次背书。

高校觉醒的原因，不仅仅是政策和金钱本身。2010年，当中国富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张磊将8888888美元送进他另一所母校耶鲁的钱袋时，在国内引起了震动。罗志敏形容，“这是对国内高教界的一次灵魂上的刺激”。

同期，一份美国的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也从大洋彼岸传到了中国，再次刺激了高校的神经。就在2014年，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社会捐赠收入之和约为20.68亿元人民币，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学某学院校友4亿美元的单笔捐赠。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1979级校友陈东升说，哈佛、耶鲁都有二三百亿美元的基金，这些西方名校往往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就是循环，培养顶尖学生，顶尖学生回馈学校。循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学校基金。”中国名校虽然都是公立学校，但无论公立私立，都是国家培养顶尖人才的摇篮，都属于社会的，未来中国大学也会走向这个循环，“这是个潮流”。

需要关注的是，“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仍是高校吸引捐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比例低”和“范围窄”指向了我国多数高校对捐赠率的忽视，和募款时“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仅限于校庆时用力的现象”。

在中国，一笔捐赠收入的“生命链条”是短暂的。多数是在校庆期间，捐赠协议才会集中达成。而在捐赠流入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账户之后，故事往往就到此为止了。

这笔钱去哪儿了？在中国，教育基金会根据捐赠人的指定用途，用这笔钱发奖助学金、奖教金，或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入科研。如果捐赠人没有指定用途，这笔钱多半会被存入银行。

我国大学相比世界一流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并不好。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一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某一天功成名就后，才会被母校 “重视”。高校能给无偿提供捐赠的个人与企业的“回报”也并不多，甚至连荣誉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目前也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和明确规定。

罗志敏感慨，在种种问题的背后是：一些高校领导的观念已经大大滞后于其他行业，“依赖财政拨款，等、靠、要的老观念还没有被真正破除”。

（部分内容综合自中国青年报《10.3亿！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最大手笔！校长的拥抱好昂贵...》、人民网《迎接中国高校社会捐赠的春天》、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中国大学为何难获得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