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超生6子 通州一对夫妻生了7个孩子超生6个(2)

　　夫妻超生6子，七子之家一共9口

　　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这个九口之家因为超生而被众人知晓。

　　1982年，经人介绍，刚满20岁的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枣林庄，丈夫张伯增比她年长7岁。王茂臣的户口也随婚姻落至北京。

　　1984年，长女张松涛出生。孩子刚能坐起来，村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敲开家门，主动为孩子上了户。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代身份证及相关制度开始使用施行。

　　女儿满月之时，开心的张伯增邀来亲朋，摆席庆祝，但种地为生的张伯增也始终认为，家里孩子要多一些，这样热闹。此外家里必须要有男孩，能下地干活。

　　而此时，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刚满两年，各地对超生处于严防严控状态。村里的房前墙后刷满各种计生标语，妇联主任带领着十余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挨家挨户讲政策，“唠嗑时听到谁家怀了二胎，宣传员们会多次上门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张伯增回忆，即使脱口就能说出各种计生宣传语，但这并无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头，王茂臣也支持丈夫，“为他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1986年，张家老二出生，如张伯增所愿，是个男孩。

　　然而，男孩的出生并未让张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开了一道合不上的闸。此后间隔短或两三年，长则六七年，其余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接连出生。

　　这个7子家庭对村里来说是一场“事故”，一名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说，村干部曾多次告知张家，超生一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村、镇、甚至区县的绩效考核，孩子上户也是难事儿。

　　多名村民证实，因计划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决制”，导致村里超生不敢上报，担心被扣除绩效、抹掉奖金。

　　同村村民张扬（化名）想要男孩，头胎为女儿后继续生育，被所在工厂辞去了带班班长的工作。村民李敏（化名）同样怀着再要个孩子的心情怀孕，计生干部敲门做工作时，李敏反锁家门，最后在姐姐家生产。

　　“但张家不太一样，不怕管，能闹，后来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诉苦，“孩子落了地，就是人命，对已出生的孩子没有办法。”

　　“但一个家庭超出这么多人，村里总要有个交代”，该村民回忆，张家三儿子出生两年后，遇上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对于没有户口的孩子，村里想出个招儿：就按“外来人口”登记。

　　夫妻超生6子，加重家庭负担，孩子难吃一口肉

　　7个子女也让张伯增夫妇压力巨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经济拮据。

　　张家并不富裕，靠种麦子和玉米，家里一年有一万多的收入。因幼时一次意外左手断了2指，右眼失明的张伯增，每月还能再拿到100元的残疾补助。但杯水车薪。

　　张伯增在玉米地里开辟出约10平米的小块土地，种了黄瓜、茄子、豆角等家常菜。开饭时，王茂臣常炖满满一锅蔬菜，倒进不锈钢盆里，孩子们拌着米饭吃。

　　即使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也很少开荤。按父亲的预算，全家每日基本消费不能超过10元。肉不是想吃就能吃到，也不是节假日就可改善伙食，而是粮食什么时候卖出去了，父亲高兴，母亲才能买点肉回来。

　　1988年，西侧邻居家新盖了房，墙体比张家要高2米，张伯增迷信风水，认为这样会压了运气，当时存款不到100元的他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翻新了主屋。

　　屋内只新买了电视和沙发，卧室用了省钱的水泥地板，客厅照明全靠一盏手掌大小的白炽灯。为了不使家里看起来太空荡，王茂臣买来两盏灯笼，从集市上淘来3元一张、写着“年年有余”“马到成功”等吉祥话的装饰画。

　　客厅墙面上还贴了4个“福”字，王茂臣太希望家里好运多些。

　　超生无户口致三兄妹相继辍学

　　而户口带来的不便也逐渐显现。

　　这座以枣树成林而得名的村庄，可耕地面积达2600亩，整个村子靠种地为生。90年代初，村里开始按户口本上的人头分地。因为老二、老三没有户口，家里为此少给16分地。

　　更严重的影响是孩子们的学业。

　　因没有户口，老二张泽金无法参加中考报名，父母商议了一周，决定让他放弃学业。两年后，老三张泽龙遇到同样难题，无奈效仿了哥哥的老路。

　　四女儿张金鑫坚持读到了高中，却还是因为无法报名参加高考，选择终止了学业。

　　今年9月，老五张泽东升入离家7公里的张家湾中学。

　　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留着比哥哥姐姐都“潮”的蘑菇头，喜欢在一切可映像的玻璃平面前整理发型。他习惯穿黑色衣服，将裤脚挽起，搭配着鞋边被刷得雪白的运动球鞋。

　　能上高中对张泽东来说是新的开始。两年前，本该正常升到初三的他，因为没有户口，无法进行中考报名，回家休学一年。

　　被暂停入学的张泽东窝在卧室的电脑旁，将门关上，音乐声调到超出正常分贝，玩同龄人中流行的网络游戏。

　　父母需要干活时，张泽东会停下手中游戏，起身帮忙。但一提到“学习”二字，张泽东会冒出脾气，皱起眉头，扯着嗓子喊，“念书有什么用，没有户口，我什么也做不了。”

　　被超生改变的人生

　　辍学后，老三张泽龙开始找工作。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正规的厂子进不去。未成年的他只能在开春后，找到家附近的小厂子做零工，帮忙搬砖铲泥。

　　他回忆说，那时冬天刚过，气温还不算高。他每日要从砖厂运出6000块砖，送往村里盖房的各处地方，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小厂子不缺人时，张泽龙就只能闲在家里，帮父母下地锄草、施肥，照顾弟妹、刷锅刷碗。

　　当初一起读书的同学，如今大多都走出了村子，在外结婚生子。张泽龙与他们小聚过几次，但有些尴尬，“他们说的一些东西我没听过，也不理解。”

　　张泽龙说，彼此的生活已不在一个空间，代沟让他有些抵触老朋友，不如不见。

　　但比起四妹的经历来，这些艰苦变得不值一提。

　　作为女孩，家人默许四女儿金鑫在高中辍学后恋爱结婚。

　　金鑫没有拒绝互联网的诱惑，通过网络聊天对一名男生产生好感，2013年7月17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但“黑户”问题使他们的婚姻无法具有法律效力，领不到结婚证。结婚一年后，孩子出生，也无奈继承了母亲的“黑户”身份。

　　思想还未成熟的金鑫，因户口问题与婆家产生过一些不快。她向丈夫提出离婚，男方家要求抚养孩子，这段没有登记的婚姻宣告结束。

　　但婚姻对金鑫的影响并未结束。刚过20岁的她在爱情破碎后，患上了抑郁症。她开始不爱说话，一人坐在沙发上发呆、自言自语。有时会突然拿起杯子砸向自己的哥哥，有时会趁家人不注意，悄悄跑出家门，让家人四处寻找。

　　金鑫在“婚姻”结束后没有再见到过自己的孩子，因为服用的药里含有激素，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体重从110斤涨到了140斤。

　　与恋人孩子分离的，还有家里的二哥张泽金。他与女友的孩子也在出生两个月后被女方家人带走。理由是张家连户口也解决不了，更没有条件让孩子过好日子。

　　看病只能去小诊所

　　作为长女，张松涛是家里唯一出生就有户口的孩子。

　　刚过30岁时，父亲张伯增催促她找对象，被张松涛拒绝。

　　她心里仍保持对爱情的幻想，但对婚姻不信任。“结了婚，我们家这么多孩子，对方可以理解支持吗？”

　　张松涛在通州区一家超市的洗漱用品柜台做导购。作为大姐，她每月三千出头的工资是家里种地外的唯一收入。

　　每月工资一到，张松涛会先拿出两千元给父母，其余的钱会给弟弟妹妹买些衣服。此前为了上班方便，张松涛在超市附近租了房子，这是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单间，每月房租不到300元。

　　为了省钱，张松涛一顿饭会分两次吃，1米62个头的她只有90斤重。一次低血糖，张松涛晕倒在地铁，母亲王茂臣放心不下，让她回家。

　　张松涛放弃了出租房，改乘近两小时的公交上班，她算了笔账，这样每月能多省出一百元。

　　最小的七妹与大姐差二十多岁。

　　刚上4年级的张晓曼，与大两岁的六姐张晓敏个头差不多，一样的发型、相似的脸蛋儿，走在路上，外人都以为是双胞胎。

　　但晓敏见人会甜甜打招呼，年纪小的晓曼不爱笑。

　　7个孩子的大家庭，至今没有一张全家福。记者拿出相机时，张晓曼收起脸上的表情，眼睛直直盯住镜头。

　　“为什么不笑呢？”“我笑不出来。”

　　“怎样才能让你开心？”“有户口。”

　　没有户口，6个孩子感冒发烧，都只能去附近的诊所看病。稍微严重点，男孩会拿父亲的身份证、女孩拿姐姐的身份证。长期服药的老四，病例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

　　日常在家，母亲王茂臣不敢大声呵斥孩子，任由他们偶尔有些小脾气。王茂臣坦承，作为母亲，她没法让孩子顺利接受教育，却让孩子们自己承担了后果，她心里愧疚。

　　她理解孩子成绩跟不上、在校与同学吵架，却心疼他们过度的懂事。

　　“户口”是一家人近三十年来生活的主题。

　　为户口奔走近30年

　　要为孩子上户口，首先要为超生付出代价。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会得相应报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队，扣除500至1000工分，可为孩子换取户口。

　　那时的“工分”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起初生下老二，张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该上学，张伯增急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加大力度，张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派出所，得到的回复均为“超生，没办法。”

　　难以承担的费用

　　为了户口的事，老三张泽龙也成了计生委的熟脸儿。常常一到门口，工作人员就知道了来意，回复有消息会通知。

　　村里不行，张泽龙跑到张家湾镇，镇里不行，他又找到通州区。

　　2010年，计划生育推广后第六次人口普查。张伯增被村里建议，让孩子回妻子的老家河北开当地出生证明，没准能上户。

　　王茂臣回到娘家，问过医院，医院回复“哪里出生，就在哪开”。

　　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

　　2010年起，村里对超生孩子上户陆续放宽。只要缴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户。

　　2014年5月底，张家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被送到了家里。

　　北京市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显示，根据2012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6476元的标准，对张家征收社会抚养费。限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纳的，自欠费日起每月加收2‰的滞纳金。

　　其中，张家二子张泽金需缴纳2000元，三子张泽龙3000元，六妹与七妹应分别缴纳263616元与329520元。

　　六兄妹共计缴费金额七十万元。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张伯增为老二、老三缴纳了费用，其余孩子暂时搁浅。今年7月7日，张泽金与张泽龙拿到了户口本。

　　张泽龙还在继续为弟弟妹妹奔走，“老五还有两年参加高考，时间等不及。” (责任编辑：yujeu)